在監獄中，張海新琢磨明白，不應該在“中華人民共和國蔣集體經濟組織專用章”的印章上，將蔣莊縮寫為“蔣”，因為是“老蔣的蔣，加個’莊’字比較好”。
現在，偶爾還有蔣莊六組的村民來找張海新幫忙維權，他們仍相信“張海新中央有人”、“印章是有用的”，覺得她入獄是冤枉的。
張海新在她的“辦公室”寫材料。 新京報記者唐愛琳攝張海新在她的“辦公室”寫材料。新京報記者唐愛琳攝
48歲的農婦張海新的出租屋，位於河南省鄧州市一條胡同里。
這是一間約40平米的門面房，佈滿油漬的熱水壺、電飯煲胡亂擺放在一台棄用的冰櫃上；剝落的牆面呈現出水漬般的灰黃色；牆上掛著一幅因老舊而發黃的河南省地圖。
這裡是張海新一家五口的居所，也是她的糖乾果批發生意門店。
同樣是在這裡，3年前，因土地糾紛上訪數年的張海新宣布成立“鄧州市人民政府”，下面暫設三個鄉鎮“政府”，並分別刻製“公章”，撰寫、下發蓋有“鄧州市人民政府印”的文件、公函、任命通知書等20餘份。
“政府”服務的對象，都是和張海新一樣因土地問題上訪的農民。
“山寨人民政府”不但存在了數月，還公開面向社會招聘“公務員”，有數名大學生寄來了簡歷。
因給開發商下發“停工公函”而被後者識破，2013年11月，張海新等人被鄧州市公安局刑拘，後因偽造國家機關公文罪，張海新被判處有期徒刑二年。
2015年11月28日，張海新出獄。
在重獲自由的大半年時間裡，她繼續就失地農民的土地糾紛問題寫材料上訪；她承認被指控的所有事實，但不認罪。張海新認為，偽造公文是出於保護農民耕地不被侵占的無奈之舉。
這個皮膚偏黑、矮胖的農婦，時常激動，聲音不自覺提高；經常把“代表”“人民”等詞掛在嘴邊；說到“貪官”“腐敗”時，會罵出髒話，或氣得說不下去。
在辯護律師高承才看來，張海新堅信法律，“卻只懂法律的某一部分”。
這是農婦張海新自我認可的武器，也是她的悲劇之源。
世界，變了
服刑兩年之後，張海新的世界已經變了。
在服刑的日子裡，大兒子吳洋承擔起照顧10歲弟弟的任務，也因此和相戀2年的女友不歡而散；原本在讀大一的女兒吳楠，則迫於經濟壓力輟學回家，“家里人跟失了魂似的”。
“啥都沒有了”，張海新覺得把家人坑苦了。小學四年級就輟學的張海新，一直盼望子女們能夠讀大學。
張海新出租房內物品擺放凌亂，這也是她的“辦公室”所在地。 新京報記者唐愛琳攝張海新出租房內物品擺放凌亂，這也是她的“辦公室”所在地。新京報記者唐愛琳攝
被判刑，也減少了她在村民中的威信：很多村民開始跟張海新保持距離，懷疑她中央是否真的有人。他們覺得，她只會寫材料往上寄，一點事都沒解決。
4個月前，有村民找她反映問題，她召集了出獄以來的第一次“蔣莊集體經濟組織”會議，僅20餘人出席——這是到場人數最少的一次；她先前任命的五個代表，只有兩人到場。
“蔣莊集體經濟組織”，是張海新入獄前成立的、以土地確權為目的的“組織”。
張海新的忠實追隨者、同案入獄的馬香蘭向張海新抱怨，“一點威信都沒了”。
張海新並不覺得失落，認為這是“農民法律意識淡薄”。
與張海新有過債務糾紛的原村支書吳振德提起張海新，很不屑，“她不是自己建了個政府嗎？都判刑了，誰還相信她？”
吳振德認為張海新“神經有問題”。
現在，偶爾還有蔣莊六組的村民來找張海新幫忙維權，他們仍相信“張海新中央有人”、“印章是有用的”，覺得她入獄是冤枉的。
他們多是一些上訪多年或者不熟悉上訪流程的農民。
張海新刑滿釋放後，有村民向她抱怨：“你不在，都沒人管維權，其他人說不會說，寫不會寫。”
7月27日晚上，鄧州蔣莊六組村民陳付芝來到張海新的出租屋內。她家的5畝花生地被徵用，與村上交涉無果，請張海新幫助維權。
聽完陳付芝的訴說，張海新語氣堅定地：“我已經上報中央。”
事實上，張海新只是把陳付芝的信訪材料寄到了北京。
陳付芝聽完說，“那我們再等等。”
代表
在偽造國家機關公文這件事情之前，張海新只是一個普通的農村婦女。
她出生在鄧州市蔣莊村，是7個子女中的老四，家裡窮得只有幾張床，一年到頭都沒吃過細糧。
因為交不起學雜費，張海新在小學四年級輟學。
1987年，張海新和丈夫吳振田結婚，他們先後開過小磨油作坊、飯店。1996年，丈夫南下廣東打工，近20年來，都很少回家。
在村民和女兒看來，張海新好強、潑辣。丈夫南下後，張海新一個人在村邊開了一家飯店，經營胡辣湯、油條、包子、家常菜等。飯店在249省道邊，她一個人進貨、下廚、接待來自各地的司機。
當時的村委會去吃飯，經常賒賬。
張海新找村支書吳振德討債，討不來。於是，在村里修路修到她家門口時，她攔著工人不許動工，要求“先還飯錢再修路”。
這件事情，讓村民覺得張海新“不畏權勢”。
張海新經常看書學習。 新京報記者唐愛琳攝張海新經常看書學習。新京報記者唐愛琳攝
2007年9月，為了督促在鄧州城區讀書的女兒學習，張海新關掉飯店，舉家搬到鄧州市，在一個胡同中找到一間出租屋，開始擺攤賣糖乾果。
村里的一場土地糾紛，改變了張海新的命運。
張海新所在的蔣莊村六組有8畝土地，原來是養豬場，村里在2009年分給五組一吳姓村民建廠房以償還村委會的外債。
六組村民認為這8畝地是本組集體土地，只是藉給村里養豬，而村委會則堅稱是村集體土地，現在給吳家建廠房沒問題。雙方爭執不下。
六組村民希望找一個帶他們告狀的人，他們很快想到了“有能力”、且在城裡住的本組村民張海新。
2009年春天的一個下午，蔣莊村6組的村民來到縣城找張海新求助。
那個下午，張海新同意當代表和村委會“死磕到底”。送走村民，她轉身去新華書店買了本《信訪條例》開始自學。
從2009年4月開始，她帶領6組村民們先後到鄧州、鄭州以及北京等地上訪。
村民陳付芝說，每次去北京上訪，車票錢、食宿費用都是張海新出。為此，張海新家債台高築，入獄前已欠債20多萬元。
上訪之後，8畝養豬場土地始終沒有動工，張海新在六組村民中樹立了威信。村民覺得張海新很厲害——能言善辯、潑辣、嗓門大，能在北京找到路。
“組織”
此後，不光是養豬場的事兒，有其他土地糾紛的村民也來找她，甚至還有些家長里短的瑣事。
張海新來者不拒，她逐漸不再做家務、賣糖乾果；那些年，鄧州胡同中的那間出租屋門庭若市，最多時，一天要接待十幾個人，“一天都沒停過”。
蔣莊距離鄧州約20公里，全村4000餘人，男人多半出去打工，婦女留在村里，承擔著種地、照顧老小等勞動。她們多半沒上過幾年學，遇到土地糾紛，她們大都不知如何處理，不少人連上訪的地方都不知在哪。
2011年9月，張海新在蔣莊村有爭議的那8畝地上，召開了村民小組會議，提議成立“中華人民共和國蔣集體經濟組織”。
這是一個以土地確權為目的的“組織”，因上訪程序只允許5個人做代表，“組織”設立5名代表。村民選她為“組長”，在“組織”內，實行一票否決制，開會一事一議。
張海新回憶，當年，這個”組織“很壯大，成員大約有50-60人，多數為六組婦女，年齡大都在40-70歲之間。
按照張海新的說法，她意圖通過該組織繞過蔣莊村委會，好進行土地確權。
土地確權需要鄉、縣、市級等各部門蓋章審批。他們多年信訪，都沒能蓋上章。
2011年10月的一天，從北京上訪回來的張海新帶回一個印章，上面刻著“中華人民共和國蔣集體經濟組織專用章”。
那是一個直徑如水杯底大小的圓章，紅柄金字。張海新和村民說，“這是中央給的，備過案了，有了這個章，我們就能把土地確權到戶。”
村民對這個金燦燦的印章充滿敬畏。
張海新也對印章倍加珍惜：怕包裡沉重的材料會壓壞印章，張海新從不把印章放進包裡；即便包了幾層紙，坐車的時候，張海新也將印章拿在手裡。“要是掉了一個字咋辦。”
“千萬不要做違法的事”，看到張海新拿出印章時，66歲的維權夥伴劉金蘭對張海新說。
張海新向她保證：“我知道”。
出獄後，好友劉金蘭對張海新說，“以後千萬不要再做違法的事。”新京報記者唐愛琳攝出獄後，好友劉金蘭對張海新說，“以後千萬不要再做違法的事。”新京報記者唐愛琳攝
時隔4年，張海新說，那個印章是在北京地攤刻製的，“備案”是指她將信訪材料交到了中紀委信訪辦。“蔣”是“蔣莊”的縮寫。
在張海新的指導下，2012年下半年到2013年夏天，“集體經濟組織”的模式還復製到了另外兩個鄉鎮，馬香蘭和王良雙分別被“任命”為汲灘鎮和高集鄉的“人民代表”。
與此同時，張海新“中央有人”的消息在村子裡不脛而走，甚至傳言她能與聯合國搭上線。
張海新曾召集六組村民開會。會議記錄顯示，2013年6月20日，他們在“養豬場東北角”開會，發言內容寫道：把村里土地確權案發到了《聯合國早報》，揭露腐敗分子犯罪事實。
事實上，《聯合國早報》為《聯合早報》，她只是在《聯合早報》網站舉報欄裡添了一些材料。
“《聯合早報》與聯合國當然有關係，不然怎麼敢叫’聯合’呢？”
印章
一發不可收拾，從街頭小廣告攤位處，張海新陸續刻製了包括“鄧州市人民政府印”在內的鄉鎮、市級印章十幾枚。
2013年，張海新在她的出租屋裡宣布成立“鄧州市人民政府”。
“組織”很快給在養豬場上建房的吳家下達了停建通知——責令其立即停止違法行為，聽候處理。
“組織”還給村里其他違規建房的村民下了停建通知。很多村民找張海新說情，甚至有人提著水果登門拜訪。
在幾個月的“辦公”期間，她共受理了文渠鄉、高集鄉和汲灘鎮共274戶農民的承包證申請資料。
“政府相信章子，我也相信章子。”在張海新的意識裡，“章子是一個單位的標記，意味著法律責任和規範。”
張海新對於印章重要作用的認識，可以回溯到2005年為女兒上戶口時。
她的女兒是超生的孩子，沒有派出所的印章就無法上戶口，那是張海新第一次意識到公章的重要性：“管用”。
幾年後，當張海新將填寫完整的土地確權申請表拿到農業部信訪辦，再次被提醒：不蓋鄉、鎮、市政府的印章則不受理。
張海新對於印章執著，在那本《河南省公務員錄用考試專用教材公共基礎知識》書中也有體現，她只做了關於“公章公文”的課後練習題。
在“公文公章”一節中，一道選擇題為：
公文上可證實作者合法性、真實性以及公文效力的標識有：
A文頭B簽發人C印章D簽署
張海新以前做過這道題，記者再次詢問時，她選擇了簽發人和印章。得知正確答案是印章和簽署後，張海新問什麼是“簽署”，“我們只蓋章，不簽名”。
張海新刻的“中華人民共和國蔣集體經濟組織專用章”。 新京報記者唐愛琳攝張海新刻的“中華人民共和國蔣集體經濟組織專用章”。新京報記者唐愛琳攝
2013年11月，她任命的“汲灘鎮人民代表”馬香蘭給一個項目的開發商下發“停工公函”，被後者識破並報案。馬香蘭被抓。
三天后，張海新在出租屋召開了一場緊急會議，商討營救馬香蘭的方案。執法人員趕到，帶走了張海新和她任命的高集鄉的“負責人”王良雙，警方查繳了十幾枚印章以及各種文件，裝滿了一輛麵包車。
服刑
庭審時，張海新承認所有事實，但不認罪。她認為，偽造公文是為了保護農民耕地不被侵占的無奈之舉。“為人民服務，我有啥罪？”
在辯護律師高承才看來，張海新堅信法律，“卻只懂法律的某一部分”。她扛著學到的“民主自主”“為人民服務”“權力來自人民”等旗幟，為自己“辯護”。
劉金蘭也坐在下面，看到張海新戴著手銬，忍不住落淚：“大家都相信她、指望她，誰能想到她進去了。”劉金蘭知道張海新平時看法律書籍，沒想到她犯這樣的“低級錯誤”。
因偽造公文罪，張海新被判2年，馬香蘭和王良雙分別獲刑10個月和8個月。
王良雙迴憶，庭審休息時，張海新曾感慨：要是不發停建通知，也許不會招惹這些是非。
監獄生活，成為張海新人生短暫的休止符，甚至成為她現在懷念的生活。
“要是早點來坐兩年監獄多好。”對於張海新而言，監獄像是一所好的大學。那裡的警官素質很高。他們兢兢業業，冬天下雪時拿防滑草甸子舖在路上，夏天渾身是汗還堅守執勤崗位；每有衝突時，警官都會耐心疏導。
在獄中，警官用網上的稱呼打趣她“英雄”；監區區長給張海新過了一個生日，她見到了至今為止最大的蛋糕。400多名學員被召集到會議室，蛋糕上面寫著“生日快樂”。
監區區長問張海新：今天你生日，快樂不快樂？
這讓張海新非常感動，她愣了一下：快樂。
事後，張海新寫了兩篇文章懷念這個生日：《有意義的生日》《難忘的生日》。
七一建黨節當天，監獄組織學員們看了一天央視新聞。張海新有些激動，她看到共產黨“一心一意為人民”。
她把自己與新聞中的人物做了對比，曾經交過入黨申請書的張海新開始有點失去信心，“出去沒資格入黨了。”
在監獄中，她還琢磨明白，不應該在“中華人民共和國蔣集體經濟組織專用章”的印章上，將蔣莊縮寫為“蔣”，因為是“老蔣的蔣，加個’莊’字比較好”。
張海新以“集體經濟組織”名義發給蔣莊村民吳家敏的公函。 圖片來自網絡張海新以“集體經濟組織”名義發給蔣莊村民吳家敏的公函。圖片來自網絡
“瘋狂的地步”
最近幾天，女兒吳楠用絕食的方式向張海新表達抗議。吳楠曾經憧憬，母親出獄後不再維權，一家人“好好過日子”。
為了維權，這個家庭已經欠債20餘萬元。他們拖欠了5年房租；因為複印材料，欠了複印店幾萬塊錢。
但在張海新的設想裡，“蔣莊集體經濟組織”，將會一直存在下去。
一個月前，張海新向中央六部委寄出了申訴材料，要求把“中華人民共和國蔣集體經濟組織專用章”、“文渠鄉人民政府印”等5個印章“退還給人民”。她堅信，這些印章都是“真的、有用”。
不過這一次，她沒有申請要回“鄧州市人民政府印”，她打算只做鄉鎮一級的。
同時，她正在琢磨找一個“繼任者”，她希望“繼任者”是個男性，要有號召力，要會說會寫、辦事快、品性好，要經得住考驗，最重要的是，這個人要“聽我的，我領導他。”
讓張海新充滿信心還有一件事，出獄後，她拿到了那8畝養豬場土地的政府批复。這份文件名為《鄧州市人民政府土地權屬處理決定書》。
決定內容：爭議土地（養豬場）的所有權歸蔣莊六組村民集體所有。印章為“鄧州市人民政府”。
這是張海新帶領村民最初為之爭取的批复，也是將張海新捲入紛爭的原因。
“要是早點拿到，我也不至於坐牢。”她拿著這份文件，一路哭著回家。
但張海新說，村委會一直未執行該決定。她決定維權到底。
吳楠時不時會和母親爆發激烈的爭吵。“別告了，再告我給你把材料燒了。”她覺得母親已經到了“瘋狂的地步”。
她和哥哥每天在家裡輪流看著母親，以免“再出亂子”。
爭吵之餘，吳楠會懷念逝去的2009年：母親拉著架子車，在租住的胡同口擺攤賣糖乾果。放學回家後，能吃到母親準備的飯菜，生活“有奔頭，有乾勁”。
從張海新的出租屋出來，走過一條狹長的胡同，來到大路上，十字路口對角線的位置就是鄧州市人民政府。它距離張海新的出租屋僅200米。
7月29日，張海新將記者送到路邊，她指著政府大樓說：“那個，就是鄧州市人民政府”。